秘书杨银禄讲述：江青的行为方式
本文作者杨银禄
曾长期担任江青秘书
附庸风雅又吝啬
江青的锁骨断了
所谓栈桥事件、照相事件和高炮事件
江青发迹后如何对待其哥哥姐姐？
附庸风雅又吝啬
1970年春季的一天，江青突然提出到北京市宣武区新华街荣宝斋去看看。江青说走马上就走，容不得我们事先去探路线。荣宝斋这个地方是康生告诉江青的。因为康生喜欢舞文弄墨，经常到荣宝斋看文房四宝。
这时，有一位工作人员赶紧叫来了他们的领导，陪同江青参观挑选。
江青看了明清时期的砚台、清朝的御墨、毛笔，高级宣纸，还有各个朝代书法家、画家的字帖、名画等。江青对这些东西很感兴趣，看看这件舍不得放下，看看那件爱不释手。她指着这些宝物说：“这个我要，这个我也要。”
我们几个陪同人员你看我，我看你，都暗暗地自言自语：她每个月只有200多元的工资，全吃光了，没有几个存款，买得起吗？但是谁也不敢提醒她少选几件。结果她选了有10件左右装上汽车。
坐到车上以后，我壮着胆子对江青说：“你刚才选的这些文房四宝可能不少钱吧？据说这些东西挺贵的。”
她听后瞪了我一眼，不高兴地说：“我喜欢这些东西，如果我的钱不够的话，我可以向主席要嘛，主席有稿费，你这是多此一举嘛！”我无言。
第二天，江青见到我，对我说：“我中午饭后休息时，你去荣宝斋问问我昨天挑选的文房四宝需要多少钱？”
我遵江青的吩咐去了荣宝斋，看到他们已经拉了一个清单，上面写有品名、单位（数目）及价格，合计600元整。他们对我说的金额是降了价以后的价格。
那个时候买东西不砍价，卖方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况且人家说是降了价的，我不能再说什么了，立即拿回那张清单给江青看。
江青看了清单以后，皱着眉头想了好一会儿，才说：“我不要了，马上给我还回去。”
她看了看我又说：“我不是买不起，是我不需要这些东西，快给我立即送回去。”
她喘了几口气说：“也太贵了嘛，就这么几件破东西，就值六七百元，他们这是敲我的竹杠，我可没有这么多钱，又不好向主席开口要钱，算了，退回去吧。”
我们很快把这些东西退了回去。荣宝斋的同志看到我们把江青挑选的宝物退还时，顿时紧张起来了。
一位老者忙说：“这件事，我们没有办好，真糟糕！”他带有歉意地问：“你们看，怎么弥补一下呢？”
我安慰他们说：“没有事儿，什么也别说，麻烦你们了，谢谢！”
有一年，坦桑尼亚的国家元首来华访问，送给江青一个精美的象牙盒，25厘米长，15厘米宽。我交给她时，她兴奋地端详了半天，说：“这东西还是蛮不错的，我特别喜欢象牙制作的艺术品，可怎样谢谢人家呢？”停顿了一下她说：“你给总理的秘书钱嘉栋打一个电话，请他给外交部说说，叫外交部转答我的感谢之意。”
我准备按照她的意见给钱嘉栋打电话，刚刚走开几步，江青就说：“小杨，你回来，你找人给我做一个小木盒把这个象牙盒装进去，摆在大客厅，陈列起来。”
我说：“做一个小盒是可以的，钓鱼台的木工孔祥淼师傅手很巧，一定会做。但是，怕做得不精美，如果做得粗糙了摆在客厅就不好看了，好像一个漂亮的人穿了一件破衣服，还不如裸摆好看。”
江青没有听清楚我说的是什么意思，问：“你说什么？什么叫裸摆？”
“我是说不做木盒，直接摆在客厅，让象牙盒裸露。”我回答。
江青说：“我明白了。对了，木盒如果做得不好，好像骨灰盒似的就糟糕了。”想了想她又说：“这样吧，把这里面一层用银子镶一镶，不就更好看了吗。”
我说：“银子很贵吧？这样大的一个象牙盒，可能用不少银子，再加上手工费，可要花不少钱呀。镶上银子的话，象牙盒就不是原来的样子了，是不是不镶为好？”我这样说完完全全是出于好意。
这时，江青不高兴了，竖眉瞪眼地训斥道：“我要干什么，你都要干涉，对我的指示，不是表示‘是’，而总是表示‘不’，以后只许你说‘是’，不许你说个‘不’字。银子很便宜嘛，镶上一层银子花不了几个钱，况且又不是花你的，你怕的是哪门子，说那么多废话，岂有此理！”
我说：“江青同志，你别生气，我没有别的意思，我是怕你花钱多了浪费，你坚持要镶银子，我可以马上找人去办。”
江青稍微平静了以后说：“凡是我喜欢做的高兴的事，花多少钱都不叫浪费，包括我自己的钱或者公家的钱。对党来说，我高兴了，健康地工作比什么都重要，这是用金钱买不来的。”她一挥手，说：“快去办吧。”
我把毛主席和江青的管理员吴连登从中南海请到了钓鱼台10号楼江青的住地，我根据江青的意图向他交代装饰象牙盒的事，这位管理员很快就领会了江青的意图。
我们从我办公室出来，我问他：“江青同志还有多少存款？”
他说：“基本上没有存款，大概只有二三百元吧。”
我们俩商量，决定用最少的代价装饰盒子。因为装饰费超过江青的存款就不好办了。
他说：“装饰这个东西有什么必要呢？纯粹是浪费，她的钱没有地方花了。”
我说：“你别说了，我刚才劝她不要装饰，她还批评了我一顿，好心不得好报。”
他说：“那我拿走了，装饰完了，如果她不满意的话，咱们共同承担责任。”
我说：“好，就这样。”
20天以后，管理员吴连登把装饰好的象牙盒拿了回来，送给江青看，她看后认为比较满意，问：“花了多少钱？”
我说：“花了250元。”
她立刻翻了脸：“什么？花了250元，我不相信！我的印象银子很便宜嘛，这么一个小东西，里面镶一层银片就花那么多钱，我怀疑有问题，你拿来发票我看看。”
我立即把发票拿给她，她摘下眼镜仔细看了又看，她看了小写的250元以后，吃惊地说：“你看‘25’后边这个‘0’是有人后来添上去的，依我看花25元是客观的。”
我说：“是花了250元，你看发票的下边有大写的‘贰佰伍拾元’，没有错，发票上还注有‘成本费’三个字，不会错的，值250元，这银片镶得还是蛮厚的。你用手掂一掂，挺重的嘛。”
当她细心地看了大写的“贰佰伍拾元”以后，额头上冒出了汗珠，霍地立起身来，大声说：“我没有让你花这么多钱嘛！我要是早知道花这么多钱，还不镶呢，真没有想到！你是想到了，你为什么不坚持你的意见？你当秘书的有的时候就要为领导把关嘛，你是有责任的。吴连登也有不可推的责任。”
她已经后悔了，我也不能再说什么了。
江青的锁骨断了
1971年7月29日，邬吉成和我为要到青岛休息的江青打前站，听当地的负责同志说，毛主席的前妻贺子珍也在青岛避暑疗养。
我们知道，江青特别忌讳和贺子珍同时在一个城市居住，更怕碰面。我们感到这个问题很棘手。如果把贺子珍住在青岛的事告诉江青，江青会把贺子珍赶走的，这样会惹出麻烦。如果瞒着江青，到了青岛以后，万一江青知道了贺子珍也在青岛，问题就更大了，她非给我扣上“欺君之罪”的帽子不可。回到北京以后，经过反复考虑和研究，决定由我向周总理请示报告，听听总理的意见。
我叫通了总理的电话，简明扼要地把我们到青岛给江青打前站的情况以及贺子珍在青岛休养的事向总理作了汇报。
总理听完我的汇报之后说：“贺子珍同志在青岛休息是个问题，我的意见是这件事不能瞒着江青同志，必须叫她知道，她去不去她自己决定。此事你就不用管了，让我跟她说。”总理把这件难办的事，主动揽了过去，我们从内心对总理非常感激。
然而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当江青知道贺子珍在青岛休息的消息以后，对我说：“一个姓贺的在青岛怕什么？她休息她的，我休息我的，井水不犯河水。就是偶然碰了面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当然啰，尽量避开就是了，我告诉你们：谁也不能阻止我想要去的地方。”
江青既然表示了坚决去青岛的态度，我们只好积极作出发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但是，有一件东西需要作详细说明，因为它和本题有关。
江青有一把特制的能移动的专门外出用的马桶椅子。其形状似一把靠背扶手椅，在坐板中间挖了一个椭圆形的洞，在洞下25厘米处钉有木板，木板上放上便盆，便盆的外面用三合板包起来。为了防止歪倒，四条腿的底部钉了一块金属片，每块金属片各打了两个眼，用螺钉固定在地板上（江青住的房子地板大都是木制的）。江青每次到外地，这把不起眼的马桶椅子是必带之物。不知为什么，这次外出，江青特意提出不让带它。护士赵柳恩再三请求，江青坚持不让带。她说：“我觉得我现在身体不错，有劲儿，解大小便能蹲得住，不用你担心。”
江青白天开心地游玩，时间过得很快，可是，晚上的时间过得就慢了，最难办的是她上床前的大小便。第一天晚上就遇到了这个困难，她在痰盂上蹲了不到一分钟就坚持不住了，于是，就直接坐到了痰盂上，坐了一分钟，就喊叫屁股硌得疼，叫护士找了一个小游泳圈放在痰盂上，屁股坐在小游泳圈上。由于游泳圈是充了气的，所以，坐上去特别不稳，前后左右摇晃，护士左扶右扶，好不容易帮助她解完了这次大小便。
第二天，我们给她找了一个小方凳，方凳的面是用藤条编织的，我们把藤面剪掉，改成了一个便凳，周围靠上软沙发，江青看了比较满意。前几天晚上，她坐在便凳上注意保持平衡，没有出什么事，时间一长思想就麻痹了。
8月12日晚上，江青上床前，三次安眠药下肚，由护士搀扶着解大小便也算顺利。当她睡了一觉，自己从床上起来，迷迷糊糊地坐在便凳上解小便时，一不小心歪倒了，左锁骨撞在便凳上，疼痛不已。
13日，她起床以后，打铃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一进门，就看见她在沙发上，披头散发，两眼无神，右手托着左臂。
她见我进去，慢条斯理地对我说：“小杨啊，我估计我的锁骨坏啦，疼呀！我觉得这里有鬼，没有安全感呀！你赶快给总理打电话，说我想马上回北京，在这里再也不能待下去了，多待一分钟就多一分钟的危险。”
14日，总理回电话，同意江青回京。并派了吴阶平大夫到达青岛。
16日，江青回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是催我们赶快给她请骨科医生检查锁骨是不是骨折了。当时，我们请了北京最有名的骨科专家，把诊断医疗器械搬到钓鱼台17号楼。经过反复拍片，检查分析，诊断为锁骨轻微骨折。
江青在青岛时，锁骨是不是骨折尚不清楚，她的精神并不怎么紧张，当她听说真的骨折了，顿时变得面色苍白，浑身发抖，坐卧不宁起来，此时，她想发火，但是又不敢发大火。她很清楚，发脾气会影响治疗，会影响愈合，虽然心里烦躁，没完没了地唠唠叨叨，心中有火也发不出来。
几十天过去了，摔伤的部位基本上好了，也不用治疗和锻炼了。
江青的锁骨完全愈合后，有一天，她把我叫到大客厅，她正在看一册线装本《红楼梦》，见我进去，她把那册书狠狠摔在地上，质问我：“你明明知道贺子珍在青岛，为什么不直接向我报告，还叫我到那个鬼地方？我到那个鬼地方以后，为什么不把她给我赶走？叫我们两个水火不相容的人住在同个城市里，这不是有意捉弄我，出我的洋相吗？你居心何在？贺子珍是什么东西，她有什么资格在青岛休息？我是政治局委员，一直在文化大革命中冲锋陷阵，叫她和我平起平坐，是你杨银禄有意安排的吧？你在这里面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
她说到这里，稍微停顿了一下，她可能觉得这样说我有点过分，又补充说：“当然啰，你安排我们两个同时住在一个城市里没有这种能力，我怀疑这种巧妙的安排是一个大人物搞的鬼。”
江青虽然自己解释说我没有能力安排她和贺子珍同时住在一个城市里，但是为发泄她的不满情绪，还是追问道：“你难道不知道我和姓贺的是什么关系吗？我再问你一次，她在那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这样做究竟想达到什么目的，难道不是想出我的丑吗？这件事被外国记者知道了，会被当成丑闻传播的，你知道吗？”
面对江青突如其来的一连串的质问，我一时没有想好如何回答，闷着不说话。
江青见我不回答她的质问就急了：“你怎么不说话？哑巴啦？说到你的心里了吧！”
我看江青如此逼迫我，不说话已经不行了，也只有实话实说了。我说：“贺子珍在青岛的事，我们从青岛打前站回来就报告了总理，总理说此事由他向你说明，去不去青岛由你决定。”
江青更加生气地说：“总理跟我说是说了，当时我是表示过姓贺的在那里没有什么关系，因为那时我没有想到那么多。你当秘书的为什么不提醒我，劝阻我不要到那个鬼地方去？你的责任可大啦。此事如果传出去，当成特大新闻传到国外，不仅有损于我，也有损于主席呀！这里的利害关系你懂不懂？”
“你当时想到青岛去休息的心情比较急切，我不好劝阻你，怕扫你的兴。考虑你在北京住久了，换一个环境，到外地松弛一下，对你的身体有好处。”我解释说。
“这件事说轻了你是帮倒忙，说重了是有意制造矛盾。你还解释什么？你越想说清楚，越说不清楚。我看你心里的确是有鬼，究竟有什么鬼，你自己清楚！”
江青越说越有气，从沙发上猛地站起来，就往外走，头也不回地说：“你再想想，此事我还要问你，你要彻底交待清楚。”她走出门又说：“今天我累了，这件事不算完，我不能叫你随便说说就善罢甘休！”
我心想，江青又要借题发挥整人了。每当这个时候，我们越解释后果越糟，她想怎样说就怎么去说吧，反正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实在不行了我再报告总理。
江青节外生枝的第二个问题就更没有道理了。
有一天，她质问我们说：“你们明明知道我晚上吃了安眠药以后站不稳，大小便时坐不稳，我去青岛，你们为什么不给我带上马桶？你们是合计好了把我摔伤的呀！”她质问护士小赵：“把游泳圈放在痰盂上的办法是那个周淑英教你这样做的吧？”
我听了以后实在憋不住，忍不下去了，就解释说：“你到青岛之前，你说你觉得身体不错，有劲了，解大小便能蹲得住，不叫我们带马桶。我们尊重你的意见，才没有坚持带上它，结果你被摔了，我们也后悔没有带上马桶，今后，我们一定会接受教训。”
江青用手推了一下镜框说：“接受教训？你倒说得轻松。教训，这可是血的教训啊！我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受到的痛苦和折磨谁来赔偿？这是一件政治事件。不是你们如何接受教训的问题，而是要把这次事件的后台揪出来的问题。只是一个小小的小周，没有那么大的胆量，是有后台指挥的呀！既有现场指挥，又有遥控指挥，里应外合配合得不错呀！我看在青岛是有人把你们给收买了。”
我们说：“你被摔伤的事，绝对没有什么现场和后台作指挥，是我们的工作想得不周到，不细致，今后一定把工作做到周到、细致。”
江青的锁骨摔坏了的问题完全是她自己造成的，不让我们带马桶是她的意见，在痰盂上放游泳圈是她出的主意。她为了整人，不顾事实，寻找借口，三番五次地逼迫我们说出所谓的“幕后指挥者”。
关于查出幕后指挥者的问题，她对所有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都讲遍了，但是，没有一个中央领导同意她的说法，他们听了只是一笑了之。她看没有人同情、支持她的说法，也就冷了下来，以后一遇机会，又旧话重提。
“九一三”事件以后，有一天，江青把我叫去，对我说：“我总觉得我在青岛摔坏锁骨有问题。你小杨是这里的党支部书记，又是组织上派到我这里来的秘书，你的政治立场可要站稳呀，在阶级斗争尖锐复杂的情况下，不要迷失方向，放走一个坏人。我问你，我被摔坏锁骨的那天早晨，我刚刚起床的时候，李作鹏是不是到我住的那栋楼里去了？”
“他是去了。”我实事求是地回答。
“他在那个时候干什么去了？”江青进一步追问。
“他那天早晨问我：江青同志今天有什么活动，我们好作准备。”我说。
“不对吧，哪有那么巧合？我刚刚被摔坏，他就跑去了，他显然知道那天晚上我要出事，我怀疑是他亲自指挥你们把我摔坏的，我身边的工作人员中肯定有内奸和特务，我要把他们揪出来！这件事，我要请总理出面调查清楚。你知道内情不说也没有关系，等我调查清楚了连你一锅端。要么你是直接参与者，要么你是知情不报。在我身边的人员中，无论哪一位有问题，你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江青狠狠地说。
“九一三”事件以后，李作鹏已经变成了死老虎，再怎么打也没有什么意义了，“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江青的用心，不仅要揪出“内奸”，更要揪出李作鹏背后的那个所谓的遥控者，来个一箭双雕。
在这件事上，江青对我采取了引诱、逼迫和恫吓的手段。我是任你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对江青的质问，除了实事求是地简单作一点点回答以外，不发表任何看法，因为我对她太了解了，如果表示同意她的看法，她会对我的话如获至宝，立即命令我写出证明材料，可我没有证据，不能陷害任何人，缺德的事我不能干，害人必害己。如果表示不同意她的看法，她会说对她不忠，骂你个狗血淋头，甚至说你包庇坏人，怀疑和谁谁有什么关系，后果不堪设想。最好的办法是保持沉默。
江青看我对她的说法没有反应，就大声质问：“你对我的话为什么不表示意见？我看你是有顾虑，有难言之隐，我说得对不对？你说，你说呀！”
“你今天说的话，我认真地听了，但是，我没有掌握任何证据，确实表示不出什么看法，这件事可以请组织上调查。”我平心静气地解释。
“那好吧，我会请组织上派人调查的，我也相信会调查清楚的。如果经过调查，真的发现有问题，有人把你或者在我身边的什么人供出来，你到那个时候吃不了兜着走，你去吧。”江青又推了推鼻梁上的镜片生气地说。
我能说什么呢？我只能悻悻地走出门外。
所谓栈桥事件、照相事件和高炮事件
江青是1971年8月5日下午到达青岛的，入住青岛市委接待处9号楼。第二天一早，她就提出要到鲁迅公园、栈桥和浴场游玩。我们工作人员再三劝说：“现在你最好不要到这些地方去，因为我们还没来得及准备，万一出了安全问题，我们不好交代。”江青根本不听劝阻，执意非去不可。
到了栈桥，有几个群众发现了江青，高喊：“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毛主席万岁！”等口号。群众听到口号声，团团将江青围住。
江青高兴得手舞足蹈，一会儿招手，一会儿问好，并拉着长长的声音：“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我代表毛主席向你们问好！”江青的这些举动使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造成了交通堵塞。警备区的领导怕出问题，调来数百名解放军战士搭成人墙，好不容易才把江青从人山人海之中弄了出来。
回到住地，江青兴奋地问我：“今天这么多群众，是有组织的，还是自发的？”
我说：“今天你到栈桥，事先没有做任何准备，群众可能是自发的吧。”
江青说：“那好，那好，今天我最高兴了，就喜欢这种场面，有两年多没有见到这样的场面了！”
离北京很远的青岛市人民群众，对江青并不太了解，他们是怀着对党中央、毛主席的一种朴素的阶级感情才喊口号的，有更多的群众是围观看热闹，而江青则自认为群众是对她个人的热爱、拥护而来的，心里感到美滋滋的。
8月7日上午，江青在吴法宪、李作鹏的陪同下，在海上照相。为了拍照军舰，一会儿要舰艇排成这个队形，一会儿又要排成那个队形，使旗语兵忙得满头大汗，舰艇被指挥得穿梭忙碌，吴、李二人有劲使不上，急得直冒汗珠。
江青扬扬得意地拍照，玩得很高兴，不怕海风吹，不怕骄阳晒，照相机的快门咔嚓咔嚓按个不停。
照完相，江青十分感谢吴、李的陪同，感谢舰艇上的官兵，并叫旗语手用旗语告诉参加今天拍照的全体指战员说：“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
8月7日中午，江青要求到薛家岛上去看看那里的民兵和海岛风景。
江青下了军舰，坐上吉普车爬山。路坎坷不平，弯弯曲曲，很难走，她坐在车里东摇西晃，跟摇煤球一样。我问她：“怎么样？能不能坚持？”她笑着说：“不要紧，挺好玩的。”
上岛以后，江青与那里的解放军官兵和民兵有说有笑，在岛上吃了西瓜、照了相。我们很少看到她那种高兴劲儿。
在回来的路上，为了显示她“愿意接近群众”，一会儿又叫打石头的人和正在田地里劳动的人们来照相，有的群众没有来得及放下劳动工具，拿着镰刀、锄头、锤子跑过来。江青看到这些汗淋淋满手泥土的农民们，又是握手，又是问好，又是拍照，忙得不亦乐乎。
这一天，江青叫我打电话给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请杨司令把济南军区的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叫来，江青说：“我有话跟保卫部的部长说，我找他有什么事不需要你知道。”等了不到10分钟，那位部长来了。他向我自我介绍说：“我叫晋国强，是济南军区政治部保卫部的部长，江青首长找我？”我说：“是”。我把他领进去，就退出来了。
晋国强出来以后，当着我的面小声对邬吉成（中央警卫局副局长）说：“江青同志叫我到她的老家山东诸城去看看，看样子她想回老家去看看，你们看怎么办呢？”邬吉成说：“你先照她的意思办，去诸城了解一下情况，不要透露她要去的任何消息，然后，按你所了解的实际情况向她汇报就行了，别的不要说。去不去，由她自己决定。因为江青同志给你单独交代的任务，我们不好说什么。你也不要向江青同志透露我们知道这件事，她原来就不想叫我知道这件事。”邬吉成问我：“老杨，你说呢？你还有什么意见？”我说：“老邬讲得好，就这样办。”
晋国强去了诸城了解情况回来以后，向江青作了汇报，但是，后来就没有下文了。可能是她一时心血来潮，过后也就忘记了。晋国强给江青带回了她家乡的两盒煎饼。煎饼烙得薄薄的，酥酥的，叠成长方形，好吃又好看。江青吃了一块，说：“我又吃到家乡的美食啦。”其余的叫我们从北京来的工作人员吃了。
8日，江青下海游泳，她游完泳，洗完澡，换了衣服，坐在沙滩一块礁石上，往事涌上心来，她说：“我小的时候，家境不好，父亲是个木匠，脾气很坏，母亲和我都经常受他的气，挨他的打。后来，我到济南读书，离开济南后，就到了青岛，在青岛的时候，我经常来到这里，到这块礁石上玩。再后来，我又去了上海，就是从这里走的。这里就是我的第二故乡，这里是我走向革命的发源地，我很喜欢这里，我这次来青岛是故地重游，所以，我很高兴。”
9日，江青还是高高兴兴地下海游泳、作沙浴。
10日，江青要去参观太平角100毫米高炮阵地。事先听说那里正在施工，请济南军区保卫部部长晋国强去仔细检查，认真布置，命令他们停止施工打炮，把渣土清理干净，要做到安全万无一失。
一切工作做好以后，江青要休息，没有按照预定的时间去。施工队伍吃了晚饭以后，认为天已经晚了，又刚刚下过雨，江青不会来了。为了第二天不耽误施工任务，他们就又开始放炮修工事。炮声响过以后，江青由李作鹏、杨得志、袁升平陪同，浩浩荡荡地乘坐汽车来到了高炮阵地参观。当江青刚刚从车上下来，施工区域突然发出两声巨响，爆炸崩起的碎石有三四十米高，许多石粉落在离江青的汽车不远的地方。后查明爆炸是两个哑炮造成的。
警卫人员赶紧跑过去保护江青。李作鹏吓了一大跳，忙向江青作检讨。他被吓得脸色苍白，嘴唇抖动着检讨说：“江青同志，我们的准备工作没有做好，保护措施不力，惊吓你了，对不起，对不起，请江青同志批评，我们一定要接受教训。”
当时，江青并没有受到惊吓，还一直说：“没有事，没有事，不必惊慌，不要大惊小怪的，怕什么。出门玩，哪还不遇到一点事儿，我这不是好好的嘛。不要作什么检讨，没有大不了的一点事。不是我被惊吓了，而是你们被惊吓了。亏你还是打过仗的将军！”
11日晚上，北海舰队司令员马忠全、政治部主任孙训，在总督府设宴招待江青。李作鹏、杨得志、袁升平等作陪。江青很高兴，她端着香槟酒给主人们频频敬酒。她还高声对我们说：“从北京来的，我身边的同志们，你们跟我几年了，我从来没有和你们一起喝过酒，今天开戒啦，干杯！”说完一饮而尽。我还从未见过她这样高兴。
一个月以后，林彪反革命集团彻底垮台了。江青为了表示和他们划清界限，她把游览栈桥时群众围观说成是林彪指使人精心策划，妄图在人多的时候谋害她，是什么“栈桥事件”；把薛家岛给农民照相，说成是林彪的干将组织坏人手持作案凶器企图谋害她，是什么“照相事件”；把观看高炮阵地，说成是林彪“已实现了的阴谋”的什么“高炮事件”。在审查这些“事件”的过程中伤害了不少无辜的人，有的还丢掉了性命。
江青发迹后如何对待其哥哥姐姐？
江青有一个同父异母的亲姐姐居住在北京，“文革”期间经济收入很少，生活相当困难，江青对她在生活上没有任何帮助和照顾，就像没有这么个姐姐一样。
党的九大以后，我发现一个叫李云露的人经常给江青写信，内容一是说想念江青，想见江青一面，想念李讷；二是了解江青的身体情况，请她保重身体；三是告诉江青她的生活比较艰苦。信中虽然没有提出过任何要求，但言下之意是想得到江青的一点帮助。江青每次看完信以后都置之不理，一不回信，二不回话。
一开始，我不知道李云露和江青是什么关系。有一天，我好奇地问江青的老厨师程汝明，他告诉我，李云露是江青的亲姐姐，以前住在中南海，给江青做家务，带孩子，之后得罪了江青，江青一气之下，就把她赶出了中南海。从此以后，江青再也不认这个姐姐了，没任何来往。
1972年5月，江青的女儿李讷生孩子，又雇了一个保姆。既要给孩子买牛奶，又要付保姆费，李讷的工资低，钱不够用，生活很困难。1973年，李讷将她的困难向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汇报了，请求爸爸给予帮助。她说：“我不敢跟爸爸说，怕爸爸说我过不了艰苦的生活，请张叔叔跟爸爸说说。”张耀祠很同情李讷，如实地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表示同意给予李讷帮助，并问张耀祠给多少钱合适呢？张耀祠鼓着勇气说：“那就给8000元吧。”毛泽东想了一想说：“江青、贺子珍、李敏、李讷每个人给8000元，平均吧。”
于是，主席批了一个条子，从他的稿费里取出了32000元人民币，给江青、贺子珍、李敏、李讷每人8000元。当时贺子珍正在解放军301医院住院治病，她说：“我看病的医疗费公家能报销，不缺钱用，把钱全部退给主席吧。”并说，“谢谢主席对我的关心。”后来经过做工作，她把钱收下了。出院结账时，不能报销的自费药有3000多元，这个费用就是从毛泽东给她的钱中支付的，剩下的4000多元，贺子珍退给了毛泽东，并一再向毛泽东表示感谢。江青则毫不客气地收下了。给李讷的8000元，毛泽东的管理员吴连登只交给了她3000元，另外5000元帮她存入了银行，一是存在银行还有点利息收入，二是叫她慢慢用，如果很快就用完了，再向主席要就困难了。
一直对李云露不理不睬的江青，在毛泽东去世之前，突然想起要关心一下她的姐姐。于是，立即派厨师程汝明代表她去看望，看看姐姐生活过得如何，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要帮助。
当时，李云露住在清华大学一间平房内，她与程汝明在中南海就认识了。见到程师傅时，她很高兴，也很激动，双眼含泪，询问江青的身体怎么样？工作忙不忙？李讷好不好？她说李讷是我带大的，很想念她，很想见见李讷。
程师傅一边回答李云露提出的问题，一边环视屋内的情况：床上的被褥比较破旧，屋内生着一个煤炉，烧过的煤球和没有烧过的煤球都堆在地上，凌乱不堪。屋内的温度也不高。程师傅看到这些情况后感到一阵阵心酸，心想，姐妹俩的生活水平相差太大了。李云露离开中南海以后，江青从未关照过她，日子过成这个样子。李云露是一个好强的人，程师傅问她生活有什么要求时，她摇摇头，说没有要求，希望江青、李讷注意身体。
程师傅回到钓鱼台以后，将他看到的情况向江青如实地作了汇报。江青说，请程师傅再去一趟，从我的存款里（江青没有什么存款，她指的存款是毛泽东给她的8000元钱），送给她5000元钱，以帮助她的困难生活，也算了结我的一个心愿，还了债。程师傅及时办理了，这使得李云露感激不尽。毛泽东去世以后，江青感到用钱紧张，又想把送给她姐姐的5000元钱要回来。程汝明和吴连登劝说江青不能再要了，钱已送出去了，再要回来影响不好。江青认为他们说的有道理，这才没去要。
哥哥李干卿辛酸的求见
江青还有一个哥哥叫李干卿，1901年3月13日出生，比江青大十三岁，“文革”期间在济南火车站工作。
1970年春天，李干卿带着他的小儿子来到北京求见江青，中央办公厅把他们父子安排在中直招待所住下。
一天下午，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给我打电话，叫我报告江青，说她的哥哥和侄儿来北京了，要求见见江青，见与不见由她决定，“他们现在住在中直招待所，她要见的话，你给中直招待所的领导打个电话通知她哥哥”。我将此事报告江青以后，她两眼紧闭，思索了好大一会儿，才犹豫不决地对我说：“这事难办，他们对我搞突然袭击，来以前也不来信问问我让不让他们来北京，这叫私闯京城啊！既然这样，告诉他们，我工作很忙，不能见，立即叫他们回去。”
“好，我立即通知中直招待所打发他们回原籍。”我说完转身就走。
“你站住！还不能这样说。”江青说，“他不是带了一个孩子吗？你请汪东兴派人到主席的礼品库里找一架最次的照相机，送给孩子，再带上半斤茶叶送给他的父亲，他好喝茶。告诉他们我现在工作太忙，我抽不出时间见他们，叫他们赶快回去，他们来北京找我不就是要点东西吗？真是穷疯了，他们看到我送的东西，自然就会回去了。”
第二天上午，我趁江青睡觉的时候，带上江青的“礼品”来到中直招待所，看到了李干卿他们父子二人。李干卿胖胖的，身体很结实，他儿子十五六岁，长得满精神。自我介绍以后，我说明了江青不能见他们的原因，请他们早点回山东，并把江青送给他们的“礼物”交给了他们。
他的儿子毕竟还是孩子，看到照相机觉得很新鲜，专心致志地摆弄着玩。
江青的哥哥听我转达江青的话以后，流下了眼泪，双手托着两腮很久没有说话。
我临走时，他忙站起来，双手握着我的手恳求说：“我这样大的年纪了，这次恐怕是最后一次来北京了，今后再也不会见到江青了。请麻烦你再跟她说说，请她见我们父子一次吧，拜托你了。”
我同情地说：“可以，我再向她请示请示，能见你们更好，不见，我也没有办法。我报告她以后，她有什么话对你们说，我通过招待所的领导转告你们。”
李干卿连连说道：“谢谢，谢谢！”
回到钓鱼台后，已经夜里11点了。躺在床上刚迷糊着，江青就打铃起床了，我又度过一个不眠之夜。
江青到了办公室，我把李干卿想见她一面的请求报告她。她说：“这老东西真不识时务，他还不知道他是个什么人？解放以前他当过国民党的兵，解放以后被我们的人民政府审查和管教过，像他这样的人还有脸要求见我，真自不量力！我现在是政治局委员，如果会见一个曾为国民党扛过枪，与人民为敌，被人民政府镇压过的人，那我的阶级立场到哪里去了？”她咬牙切齿地说：“你叫招待所的同志通知他，我还是不见，立即叫他们回去，不能在北京久留！”
江青对我解释说：“现在阶级斗争这样复杂激烈，他们在北京呆久了，对我是不利的，会影响我的。我没有钱给他们买火车票，叫他们自己买票回去，他们能自己来，就能自己走。”
据我了解，江青说的李干卿被审查和管教的事是这样的：1953年，“镇压反革命”运动时，铁道部公安局曾调查过在济南铁路局供职的李干卿，但由于他是江青的哥哥，没敢查下去。1959年江青要接李干卿到中南海，公安部中南海警卫局便责令山东公安厅正儿八经地查下去了。调查的结果是，李干卿曾在军阀张宗昌的部队当过“师爷”，即文书，日伪和国民党时期曾任过警长、巡官、局员、津浦铁路巡防组组员等职务。1939年，在日本宪兵队的威逼下，李干卿曾写信给江青进行策反。1945年李干卿曾入室抢夺王虎牌手枪一支。1948年至1951年偷窃过面粉，贪污大米、鸡蛋及数百万元（相当于现在的数百元）人民币。李干卿的劣迹颇多，在“三反”期间受过处分。
后来，事情闹大了，发展成了李干卿事件。因为对李干卿的调查激怒了江青，江青便在“文革”中进行报复，陈伯达称“这是阴谋陷害江青同志的重大反革命集团案”。江青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哭着说：“我哥哥李干卿过去很苦，为了糊口在旧社会干了几天警察，他们就对他，对我，其实是对着我们的毛主席呀！” 随即陈伯达、江青从北京派出三人到济南把山东省公安厅厅长张国锋、副厅长李秉正、交际处处长陈静波、警卫处处长于杰、济南铁路局公安处副处长王茂青等六人全部逮捕。除陈国锋身患癌症外，其余五人用专机押送北京，受尽折磨，这桩案子到1977年才得到平反。
我不明白，一直为其哥哥鸣冤叫屈的江青，怎么一下子变了脸色，对李干卿的到来无动于衷。
我按照江青的指示，打电话给招待所的领导同志，动员他们父子回去。江青的哥哥接到第二道叫他们回去的命令以后，再次留下了伤心的眼泪，但仍坚持不离开北京，继续等待江青的接见。
大约过了两天，江青叫我打电话问问中直招待所她哥哥离开北京了没有？我打电话问招待所，招待所的同志说，还没有走。
这时，江青心里很矛盾：不见吧，他们执意不走，在北京住的时间长了，对她影响不好；见吧，又怕别人说她阶级界限不清。经过思想斗争，她决定还是见一面，赶快把他们打发走。为了避嫌，江青叫我打电话给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请他报告主席她哥哥来求见的事，并请示“我见他们一面好，还是不见好”。
毛泽东回答说：“为什么不见？国际战犯都能改造好，国民党的高级人物我都可以见，难道你的亲兄长都不敢见吗？你不能六亲不认吧！见，一定要见。”
当我把主席的话报告给江青以后，她决定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们父子。江青说：“像他这样有历史问题的人，没有资格进中南海和钓鱼台，在大会堂见一见，就够抬举他的了。”
会见时，面对多年未见面的哥哥，江青没有表现出一丁点想念之情，反而像训斥小孩子一样，疾言厉色地教训了一番。
她说：“你们到北京来，为什么事先不向我请示汇报？你们这是逼着我见，搞突然袭击。像你这样有历史问题的人，不能乱跑，更不该私自到北京来。你一来搞得我很被动。从今以后不许你再来北京，你今天立即离开北京。”
李干卿虽然受到了妹妹的训斥，但是终于见到了身居高位的亲妹妹，还是很高兴的，并没有提任何要求。他激动地对江青说：“我知道你工作很忙，可是，我实在是想念你，这个孩子没有见过你这个亲姑姑，常常念叨见见你，今天见到了，我们明天就走。”说着说着，又流下了泪水。他用颤抖的手，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块不太干净的手绢擦了擦眼泪。江青还没有等他擦完，站起来，头都没有回一下就走了。
杨银禄，中共党员，1967年调到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工作，同年10月调任江青机要秘书，1973年被江青打成“反革命”，下放江西中办五七学校劳动，1975年回中央警卫团。1984年起，先后在中直管理局、中办老干部局工作，曾任副巡视员。1988年退休。杨银禄是江青四任秘书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近六年）。任职期间他与江青几乎朝夕相处，对这一时期的江青的了解是别人所不能及的。
选自《庭院深深钓鱼台——我给江青当秘书》作者：杨银禄
文章转自：凤凰网、参考网、青岛新华书店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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